旷代的忧伤思想者的选择和价值了

中国的随笔，大体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文人小资式的，或是叙述名物掌故，或是回忆师友交游，目的在于抒发性情，其间充满雅趣和闲情逸致。另一种是知识分子式的，在他们那里，随笔不过是一种手段，他们的意图，是借这种随性灵活的文体，表达他们心中强烈的公共关怀。林贤治的随笔，就是后一种的典型例子。

一直连结在200度摆布 林著散文集《旷代的忧伤》，收录了他的 9篇随笔，记述的都是古今中外著名的知识分子，其中有布鲁诺、左拉、托尔斯泰、葛兰西、卢森堡、茨维塔耶娃、惠特曼、凯尔泰斯，也有我们耳熟能详的鲁迅、顾准和李慎之等等。毫无疑问，林贤治先生以这些知识分子为写作对象，是经过一番精心选择的。因为这些人尽管所处的时代和国家不同，政治立场、人生信仰互异，但都有着一系列相似的特征，如保持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对权力永远警惕，对既定规则永不妥协等等。林贤治认为，他们是天然的思想者，他写作的目的，就是要歌颂这些思想者，歌颂他们思想的丰富和博大，以及像他在《五四之魂》一书中说的那样，要“显示他们在困境中的言说方式及其选择的价值”。

作为知识分子，所谓的言说方式，不外乎以笔为枪和直接行动两种。前者如索尔仁尼琴和奥威尔，通过《古拉格群岛》和《一九八四》，对极权主义进行了强烈的控诉。中国的鲁迅则走得更远，在同情苦难、反抗不平的同时，对中国落后的国民也进行了深刻的讽刺。后者如左拉，面对德雷福斯事件挺身而出，甘愿流亡异国他乡。还有薇依，毕业于巴黎高师，却甘愿自我放逐于底层社会体验民众疾苦。更有卢森堡，直接投身于摧毁旧制度抗争中去。林贤治认同于他们有、有道义、有担当，不做沉默的大多数，敢于直面黑暗，为信仰连牺牲也在所不惜。他也认同于他们为国家、为民族、为平等和自由的考虑。或许是他早年也有过在下层社会的生活经历，使他很自然地在思想上倾向于他们，并将目光投向上述知识分子。

然而，正如林贤治一向对胡适颇有微词一样，他对那些为学术而学术的知识分子也是持保留态度的。仔细考量，这样的观点和林贤治思想的出发点是大有关联的。他虽然说过，一切历史都是精神史。但是对精神这一概念的前提限定非常严格，那种非驯服的、反叛的，借用一个似乎不合时宜的词——革命的精神，在他那里才可以称之为精神。在他看来，理想的精神是炽热的、汹涌澎湃的，带有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意志力。然而这种精神却很值得审视。比如他写卢森堡，写薇依，尽管一直强调他们内心超出常人的博爱观和人性观，但我们看到更多的，还是他们理性不足，冲动有余的带有某种仇恨的 。因此不妨提出一些疑问：对现存秩序，是否要一概予以否定？如何保证思想者在取得话语霸权之后，仍能保持旧有的理性，不会演变成新的专制？如何保证弱者在掌握权力之后，不致演变成另一种新的暴政？[NextPage]

能够看出，无论是作者，还是作者笔下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悲情意识。这种悲情意识源于地位的边缘化，源于同情，源于悲悯，这是人之所以为人必须拥有的道德底线，也说明了人类确实普遍具有良善的美好品质。然而对这种悲悯进行平衡，防止悲情演化为滥情，也是不无必要的。单纯以中国近代史为例，许多空前绝后的悲剧，都是由于悲情意识、怜悯意识、激进精神和平等诉求无限放大，演化到极端造成的。苦难，若普遍存在于文明社会，当然是一种莫大的嘲讽，但消灭苦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苦难本身，也并不完全等同于正义。因为我们看到的往往是 过后，乌托邦理想落幕，苦难不但没有消除，衍生出一种新形式的不平等和专制。反倒是微弱却坚韧的自由主义，强调秩序和制度建设，在许多地方生根发芽，潜滋暗长，最后变成根深叶茂的大树。

不过，林贤治先生把握得很好，因为他选择的对象大都是困顿的、命途多舛的，他们的境遇使他们持续以一种批判的姿态出现，即使许多批判不带有建设性，但是若没有他们的提示，人类在通往普世价值的道路上或许还要走更多的弯路。同样，一个时代若没有这些流亡的、身处社会边缘的、孤独的思想者，那么那个时代也必定黯淡无光。思想的本质是自由的。感谢林贤治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思想者的名单，这些名字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价值。

（：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