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学批评家的困境

与青年批评家的谈话，他们总会在有意无意间提到一个词：困境。困境当然不是指他们现实生活的层面，而是指他们学术研究上难于突破的局面。文学批评，尤其是当代文学批评，在1980年代，曾独领风骚，引领时代思想风潮，文学批评的强劲话语也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风光不再，随着文学批评的日益学院化，文学批评在社会的影响力日渐式微，已成为小圈子内的趣味；更重要的是，权威学术刊物，基本还是为80年代成名的文学批评家的园地，青年批评家们鲜有出头的机会。文学批评面临着“断层”的危机。 面对这种危机，官方机构，比如现代文学馆和鲁迅文学院加大扶持力度，希望能培养出一批能崭露头角的青年批评家。但是，虽然这批青年批评家有机会参加学术活动，甚至能获得学术奖项，但是在文学批评理论层面，他们还是难以获得突破。怎么办？已经有一些青年批评家开始尝试全新的批评思路，从现实中寻找资源、方式，把文学批评引入现实，这条新路是否能走通，我们不知道，甚至青年批评家们自己也不知道。但尝试总是好的，说不定就走通了呢？ 青年批评家集体亮相 月18日傍晚6点，北京，天色已暗。青年文学批评家饶翔，结束了在鲁迅文学院新一届文学批评高研班第一天的课程，又回到自己的工作单位。他是一家中央级媒体的副刊，当天正好需要临时换稿，一直忙到晚上9点，才离开报社，走进回家的地铁。据介绍，此次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0人一起学习，其中博士有22位，饶翔也是其中之一。这并不是鲁迅文学院第一次开办文学批评的研修班。 饶翔同时还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三期客座研究员。同一批研究员还有张晓琴、徐刚、熊辉、丛治辰、陈思、张定浩等人。大家结成了很好的朋友，一起做了个公众号“十二铜人”，轮流发布各人的文学批评。 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主要是参加学术活动。每一届会组织大概十次的学术会议。中国文学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制度，始于2011年。馆长吴义勤谈起设立这一制度的初衷时表示，当时批评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上世纪80年代成名的批评家们手中，青年批评家成长比较困难。“因为批评资源说穿了就是那些刊物，他们认可的还是那一批成名的批评家，70后、80后的年轻人就很难成长。”他提出可以依托文学馆的《现代文学丛刊》作为阵地，人才方面要重视青年批评家的培养。这一提议得到了作协书记 的认可，提议文学馆在聘任客座研究员时优先考虑70后、80后的批评家。首批获聘的客座研究员包括霍俊明、杨庆祥、梁鸿、李云雷、张莉、周立民、房伟等7人。而今他们都已经成为知名的青年批评家。 事实上，不仅鲁迅文学院和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两家官方机构在推动青年批评家的成长，国内目前比较知名的文学评论期刊，也在为年青一代文学批评家铺路。广西的《南方文坛》早在1998年始，就开设了“今日批评家”栏目。到目前已有近百位青年批评家被该刊推介，其中包括金理、杨庆祥、何同彬等。其他像《批评与创作》、《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也曾推荐过80后批评家。 由青年批评家利用自身及所在机构影响力举办的文学批评相关活动，也在逐渐开展。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于2011年6月成立了当代文艺批评中心。青年批评家李云雷被任命为该中心主任。成立以后，差不多每月有一个周四下午，会组织北京各处赶来的青年学人，对当前最新的文艺作品、文艺现象与文艺思潮，以专题发言加圆桌讨论的形式进行研讨。每期“青年文艺论坛”的现场发言和讨论都会被记录并整理成册，供内部交流。该中心后来将讨论内容结集成书，还举办过“全国青年文艺论坛”。 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任教的批评家杨庆祥，则在日常教学之余开设“联合文学课堂”。每次课堂由杨庆祥和他的研究生选定作品，然后邀请作家、青年评论家和学生们一起来进行研讨，课堂人数限定在10人左右。他希望能借助这种方式，让参与者更有效地接触到文学创作的现场。 中国文学批评是“百年最弱”吗？ 据吴义勤介绍，新世纪以来，络文学的冲击，令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社会关注度有所下降。当代文学批评在高校也不是那么受到重视。在一些刊物发表的文学批评，不能进入学术评价体系。而且高校里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当代文学批评没有大学问。再加之社会上商业化的趋势，文学批评也有吸引眼球、快餐化的趋势，“形象不太好”。“这跟上世纪80年代不一样。上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和创作一起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共同推进过文学创作思潮。”吴义勤说。 文学批评一般被划分为学院派批评、作协批评以及媒体批评。在上世纪80年代的疾风暴雨过后，文学批评逐渐转向学院派。“新世纪以后，文学批评的基本队伍正在向学院发生几乎是根本性的位移。”（批评家施战军语）而回到学院的后果，用青年批评家杨庆祥的话来说就是，“小圈子的趣味，和更多人产生一种隔阂，慢慢失去制造话题的能力等等。你会发现上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可以制造话题，现在制造不了话题。” 失去制造话题能力的文学批评，新世纪以来受到不少批评。文学批评“逐渐式微”的声音直到今天仍时常出现。最近，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在一个公开活动上就表示，“一百年来，中国的文学批评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软弱，像今天这么没用，没人看，非常弱。”但陈晓明却并不认可许子东的这种看法，在他看来，中国文学批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任务，“文学批评的学院化和学理化，是大学文学教育、经典化教育的一个选择。所以说 文学批评从来没有这么软弱 ，是对文学批评整体情况不了解做出来的判断。” 但是，陈晓明也不能不承认，尽管青年批评家的佼佼者能参加各种学术活动，能有很多获奖机会，但是还是普遍面临创新之难，他把创新寄托在未来，“再过几年，他们形成比较大的一个群体，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格局。” “我”走进文学批评的尝试 在文学批评理论层面的突破已经十分困难，仍在成长阶段的青年批评家，还是有一些主动创新的意识。比如批评家梁鸿，近年来因为深入社会调查写出的“梁庄系列”而闻名。虽然《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不能算作是文学批评，但这种介入现实的方法也给她的文学批评理念带来了改变。 梁鸿表示，当初写“梁庄”也是因为在文学批评实践中遇到困境无法解决。事实上创作很容易就被既有的框架束缚思想，形成语言和思维的惯性。“创新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能否形成自己的文体，一是能否形成自己的思想，在这两方面都有很大困难。” 而对“梁庄”的写作带给梁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这么用社会调查的方法来进行文学书写，加深了你对这个社会的了解，能够知道社会的内部肌理和精神形态。因为文学批评中包含你对社会和时代精神的理解，只有了解这些之后才能加入到你对文学的理解中。最起码我的视野更宽阔、更扎实。”梁鸿还一直试图在文体上实现创新，比如她最近刚出的一本随笔集《历史与我的瞬间》，就是尝试用类似随笔的方式来写文学批评。 而与梁鸿同为现代文学馆首批客座研究员的杨庆祥，则将自己的现实经验，直接与文学批评结合在一起。2009年博士毕业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租房居住的杨庆祥不得不被动地搬家三次，这让他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他意识到，“是应该为我自己，以及更多像我一样生活的年轻人寻找一种历史定位的时候了。”他结合自己几年前去东莞所做的一项针对普通工人的调查，以及80后作家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的作品，写出《80后，怎么办》一文。在《今天》等刊物发表后引发很大关注。 不过这种将自我经验直接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方式，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可。另一位青年批评家就表示，“我写评论，一定是我自己有困惑，要拓展自己的经验。但你要做严格的文学评论，个人经验还不能那么直接出场。文学批评还是要更强调学理性。” 而在陈晓明看来，这种试图将现实经验引入文学批评的尝试“挺可贵的”。在他看来，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文学科或者说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其实是一种走向终结的学科，不太可能有更多“花样翻新”了。“年轻人从现实中寻找资源、方式，把文学批评引入现实，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否能改变批评的格局，还是很相对的问题。这也是今天人文学科的困难所在。因为它真的是太成熟的学科了。”陈晓明说。 （：白俊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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