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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温暖未成年犯罪人

核心提示:他和社会青年刘某商量后决定盗窃情敌的摩托车。盗窃事成，犹豫之后他向公安机关自首。

北京市阳光社区矫正中心的调查员、辅导员谢京，与17岁的李逊相识，是因为一起盗窃案。

2010年11月，读高一的李逊发现女朋友恋上了同班的另一名男生，李逊很不服气。他和社会青年刘某商量后决定盗窃情敌的摩托车。盗窃事成，犹豫之后他向公安机关自首。

李逊的案件由北京东城区检察院诉至东城法院后，东城法院未成年法庭庭长岳慧青想到了谢京。谢京具有心理咨询师资质，她是北京市阳光社区矫正中心最具耐心的调查员之一。这次，岳慧青想通过社区矫正中心的调查，分析李逊的成长经历对他犯罪以及今后改造有何影响。

谢京在一个月内几乎每周都去李逊家。她发现，李逊是一个善良、内向的青年，有着更为坎坷的经历。

李逊两岁时，生父离家，5岁时父母离异。李逊10岁时母亲再婚。两年后，母亲与继父生育一子，继父的爱都给了弟弟。此后，继父不仅极少与李逊说话，而且还常因为他与母亲吵架。

李逊越来越内向寡言，游离于家庭之外。更加不幸的是，世界上最疼爱他的母亲在案发前两个月，被确诊患癌。

为了排解内心的苦闷和寻求慰藉，李逊游荡街头，结识了曾有过犯罪记录的刘某。最终，李逊受刘某蛊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谢京也走访了李逊的老师，根据掌握的调查材料，她为法院写出了一份调查意见，其中详细叙述了李逊的性格特点、家庭现状、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情况，并对其社会危险性、认罪悔罪态度以及心理状况进行评估，以此为法院对其准确适用刑罚提供参考。

在谢京的帮助下，李逊的继父主动给李逊写了一封道歉信请谢京代他在法庭宣读。

谢京也担心李逊在宣判后被社会抛弃，可能再次与刘某等人联系。于是去了李逊所在的学校，恳请学校接纳李逊回校，帮助他改造。

学校也考虑给李逊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庭审当日，谢京依程序宣读了她对李逊的调查报告，但李逊无动于衷地低头看着地板，不发一语。庭审最后，谢京请求法官允许她读一下李逊的继父写给他的信。谢京看到，李逊已泪流满面。李逊对着坐在旁听席上的母亲喊对不起。

当天，东城法院对李逊案进行了宣判,判决李逊免予刑事处罚。

为刑罚制度改革而生

作为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谢京对自己所从事的未成年人案件审前社会调查踌躇满志，但是，目前这项工作还处于试点阶段。对于社区矫正中心来说，最重要的工作仍然是教育、帮助走上歧途的未成年人改造。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北京市是社区矫正工作试点地区，凡京籍服刑犯被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后，必须接受社区矫正。

重庆工商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邓蓉说，社区矫正不是我国刑罚体系中一种独立的刑罚，它只是一种执行刑罚的理念、方式的变革。现代刑法学的理念趋向于认为，监禁刑造成犯人缺乏自由、自主性缺失、安全感缺乏，特别是对青少年犯人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社区矫正是作为我国刑罚制度改革的产物而出现的。

社区矫正的关键之处是，刑罚由监内转移到社区内完成。社区矫正的优势是能充分利用社区、民间组织、专业工作者、志愿者等力量，更好地发挥社区的社会整合功能，还能有效避免犯罪人员的交叉感染，有利于犯罪人员的社会化。因此，特别是对于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更为重要。

青少年犯人是社区矫正重要的对象，但社区矫正犯并不仅指少年犯。北京朝阳区法院少年庭庭长解释说，在我国的法律规定中，监外罪犯包括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的犯罪分子。此类罪犯在各自刑期未满时没有被执行监禁刑罚，因此他们必须在社区工作人员的监督及考察下完成刑罚，也就是接受社区矫正。

教育要循序渐进

矫正的前提是服刑犯认罪服法，首先他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为什么错了。少年犯回到社区，他可能听到别人对他的谈论，可能接触到其他案例，有可能对自己的刑罚产生新的疑问，因此所带领的朝阳法院少年庭建立了一项制度法官答疑。

除了释疑，社区矫正更重要的一步是教育。对许多接受社区矫正的少年犯来说，教育过程是循序渐进的。知道自己哪里犯错了、为什么错了，知道哪些错误绝对要避免，还要知道怎么才能改善自己，要通过什么方式来培养良好的品质。邓蓉说，从某种角度讲，这个过程是社会教育弥补问题少年所缺少的家庭和学校教育的过程。

组织多名矫正人员一起参与集体性义工活动往往收效更好。记忆中比较有趣的活动就是植树。植树节时，会和社区矫正中心一起带未成年矫正人员去古塔公园植树，他戴一顶红色帽子，穿着运动服，还特意提醒同事，不要穿着法官制服去。

说，两名接受矫正的人员一男一女组在一起，我看他俩一人扶着树苗，一人铲土，种树还真有模有样的。还有的组是少年庭一名女法官和一个接受社区矫正的男孩组成，刚开始男孩还有点发憷，后来两人也配合默契，法官一边浇水一边和男孩聊天。最后，所有人都戴着红帽子合影。这个男孩说，真没想到能和法官一起这么愉快地植树。

还记得一个叫方方的少年犯。方方和她母亲的关系不和睦，案子结案之前，她被要求给法官写一份感受。她在文章里写到她的童年和母亲相依为命。这份感受给法官留下深刻印象。

案件宣判后，在进入社区矫正阶段时，法官对方方说：你小时候和妈妈感情很好，有一次你妈妈发烧躺在床上，你那时候不会做其他的，只知道给她削一个苹果吃，你妈妈很感动，你们母女抱在一起哭。还记得这个事吗？

方方听到法官的话愣住了，她吃惊法官怎么知道这事。法官告诉她，这是她自己写在感受信里的细节，当时法官觉得受感动所以记得很清楚。法官的话引得方方号啕大哭，既为她们日益冷淡的母女关系，也为法官对她的真诚和重视。

邓蓉说，你打开他们的心门，走进他们的心里，就能将他们从黑暗中拉出来。家长、老师、法官、妇联等社会组织、社工型心理辅导人员、专业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这么多人都在尝试打开他们的心门。对他们来说，这比监禁刑的疏导途径更宽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