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风与立志让人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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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以来，刘心武与《红楼梦》这个标签一直形影不离，他并不抗拒“红学家”的头...

本报从今年1月5日起开设“倡导优良批评文风”笔谈专栏，自王蒙先生的《文章的魅力在于它发现了生活》发表以来，半年时间里已陆续发表了近20篇讨论文章。各位论者从各自的角度上提出了很多富于启发的意见。近日，本报又专门就批评文风问题采访了评论家李敬泽，现整理并刊发其主要观点。本次“倡导优良批评文风”笔谈到此告一段落，但批评文风所昭示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发展的种种问题，仍有待继续深入思考、讨论。

——编 者

文风体现思想方法

谈到文风问题，无论是否提及，实际上我们的潜意识里都回荡着毛泽东同志关于文风的论述，他的《反对党八股》至今仍有强大的针对性。毛泽东同志当初谈文风，绝不仅仅是谈文章做法，谈文风也是为了谈世风，是为了谈我们的思想方法。延安整风如此大事，当年毛泽东同志却首先从文风入手，这或许令今人费解，但这正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深远目光。文风问题说到底是思想方法问题，是写文章为什么的问题。

我们现在讨论批评文风，也要首先界定问题的范围，说明白我们的批评文章是干什么用的、写给谁看的。如果说是做博士论文，是学术谱系的繁衍，或许没有必要谈文风问题。因为某种程度上讲，任何一种专业化、学术性的语言，多多少少都隔离于日常语言，没打算让外人懂。这个有它的道理。当然，我们仍不免质疑，即使在这个范围内，学术的原创力究竟如何？我们每年生产那么多论文，但放在世界文学理论的生产格局中，我们是否还是处于“理论二传手”的地位？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问：文学批评是不是只有学术这一个面向？如果文学批评不能变成公众文化生活中有效的、活跃的力量，这一代批评家恐怕就没有尽到。现在，之所以讨论批评文风，大概并不是在 “学术生产”这个范围里探讨，问题所指是文学批评的另一面，即文学批评能不能走出学院、走向公众。在这个层面上关注文学批评，就一定要讨论文风问题了。

文风问题首先是一个接受问题，即我们如何用让公众、让读者听得懂的语言去表达观点。文学批评也需要“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要贴近群众，让人家听得懂，这是讨论文风问题的第一要义。当然，正如《反对党八股》绝不仅仅是谈论文章做法一样，这同样也是我们的观点问题、思想方法问题。《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了那么多毛病，诸如“言必称希腊”、“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等等，针对的是那些不对生活负责、不对实际负责，只对自己那一套理论负责、只对“教条”负责的大人先生们。在文学批评中，也时常有只对知识和理论负责，不对作品负责，不对活生生的人类经验负责，不对阅读感受负责的情况，同样也是“无实事求是之意”。这必然导致让人无法忍受的、充满权力感的文风。文学批评并非一种权力——倘使说它有权力，也仅仅是批评家受过更好的训练，掌握更多的信息，有过更深入的阅读。我们或许不得不承认，批评家的学术背景、知识储备等等使得他具有较大的话语优势，但正因如此，我们更要保持警觉：我们写文章不是为了炫耀优势，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比人家懂得多，而是为了把自己的所知拿出来和人交流。如果立志不让人懂，那么交流就不会发生，至少在公众阅读这个领域里，批评的效力就无从谈起。

文学批评应贴近公众的生命感受

批评文风确实存在问题。即使是所谓学院批评，讲逻辑、讲学理，但逻辑与学理的混乱绝不鲜见。至于面向公众发言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批评的那些毛病我们都有：“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文学批评毕竟与其他的专业学科不同，假如有专家给你讲遗传生物学，你确实无法用吃饭睡觉这套日常语言去理解，你得承认你不懂，所以要学。但是文学与我们每个人基本的生命经验相通。在一定意义上，每个人都有批评的权利，无论这个人学没学过文学理论，他都有权对一部文学作品品头论足，他说得不一定漂亮，但不一定不对，不一定不好。

现在的文学批评在公众那里面临很大的质疑，一个原因可能是，人家原本觉得自己还明白，但却让你给说糊涂了。当然，我并非要质疑批评家的专业能力，而是说存在这样一种矛盾，批评家的批评话语与读者直接的生命感受之间的矛盾。“批评的危机”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也用术语说，就是批评话语的“能指”是空转的，既对不上作品的实际，也对不上生活的实际，当然也就对不上读者的感受。

毛泽东同志在修改1958年1月26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二期编者按时，对文风问题提出过批评：“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又说：“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其实文学批评的现状又何尝不是如此？改变这一状况需要做很多事，但首先是表达要准确。表达有两个方面，第一，面向事物，清楚到底要说什么。第二，要面向公众，明白到底要说给谁。我们如果既不对事物负责，也不对听众负责，仅仅陶醉于权力感、学术感、专家感，这样的话，文学批评一定会面临持续性的危机。

应重视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传统

批评家应该想一下自己的读者是谁，是同行，还是那些拿起一张报纸的普通读者？写给同行当然也没什么不好，但我们还是应该主动思考：作为整个文学生活中的一种有效力量，怎样让批评面向公众走向公众？这方面我们很少反思，光顾了对“媒体批评”羡慕、嫉妒、恨。现在总是讲批评在萎缩、在边缘化，批评的力量和权威性在流失，这是问题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应该在变化了的文学生态和文化生态中，深入思考批评何为，批评向何处去。在现在的文学生态中，批评家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他需要怎么做。

窃以为，应该重视对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传统的传承。在这种传统中，批评家一方面牢牢贴近作品，一方面积极面向公众，文学批评的表达既高度重视自身感受，也高度重视读者的生命体验，批评家是作品和公众之间一个有效的中介。在络时代，通过微博、论坛等方式展开的、草根的、群众的文学批评活动，高度重视交流和互动，可能更有力地回应了古典批评传统。

传统文论的要义第一是感受，贴近作品和读者，同时也讲究批评的修辞效果。所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批评一定要考虑怎样能够在人群中“行之远”的问题。批评家应该在这样一个众声喧哗的文学生态中，自信地表达观点和看法——自信来源于他的专业素养，他对文学的敏锐感受和深入思考，在此过程中，批评家的影响取决于他对公众的说服力，所以，我们的文学批评需要另一方面的努力，就是“立志让人懂”。

■经典话语

今天会场上散发了一个题名《宣传指南》的小册子，里面包含四篇文章，我劝同志们多看几遍。

……

第二篇，是从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中摘下来的，季米特洛夫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

“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末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我们远不是随时都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我们还没有能够抛弃背得烂熟的抽象的公式。事实上，你们只要瞧一瞧我们的传单、报纸、决议和提纲，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常常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写得这样地艰深，甚至于我们党的干部都难于懂得，更用不着说普通工人了。”

怎么样？这不是把我们的毛病讲得一针见血吗？不错，党八股中国有，外国也有，可见是通病。但是我们总得照着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把我们自己的毛病赶快治好才行。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切实领会下面这条起码的规则，把它当作定律，当作布尔什维克的定律：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

摘自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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