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为民办教师立碑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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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以来，刘心武与《红楼梦》这个标签一直形影不离，他并不抗拒“红学家”的头...

“民办教师是20世纪中国最为特殊的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作为生活在中国农村最底层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生存境遇非常严酷，他们的角色身份非常尴尬，他们的收入和地位非常的卑微，但就是他们顽强地支撑起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最底层乡村、山区基础教育的大厦，他们是默默的奉献者，他们以生命的执着、顽强的意志、无私的牺牲演绎了一曲曲动人的悲歌，建构了一幕幕动人的精神风景，为20世纪的中国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评论家吴义勤在评论刘醒龙长篇小说《天行者》的文章里，称该作“是一部展现中国民办教师悲壮历史与现实的小说，是对中国民办教师心灵与命运有着独到发现与阐释的‘史诗性’作品”。近日，《天行者》获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天行者》是我从内心上对自己所经历的20世纪后半叶的一种交代。乡村知识分子在那时候的经历，不仅是心灵之痛，也是中国之痛。正是这些具有丰富性的‘痛’，构造了不仅仅是一种文本，而且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得悉自己获奖后，刘醒龙在微博上写下这样一条“获奖感言”。

刘醒龙称自己是在书写“20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小说以民办教师经历的三次转正为主线,描述了坐落在大山深处几乎与世隔绝的界岭小学里，余校长、孙四海、邓有米、张英才等几代民办教师的奋斗、挣扎与追求。他们工资微薄，但仍坚持自己种菜、种地养活自己，补贴山区的学童，以他们朴实真诚的爱、感与使命感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和对乡村孩子的培养上。他们是一批精神的殉道者，把自己的青春和人生全部投入到了乡村教育事业中。

《天行者》有着比读者认知中更长远的精神根脉。1992年，刘醒龙在《青年文学》第五期发表中篇小说《凤凰琴》，即是关于乡村教师的作品。一曲“凤凰琴”，让多年在山乡村落默默奉献的民办教师站到了文学前沿，无数读者曾为之动容。多年来，虽然没有续写这一故事，但刘醒龙一直在悄悄做着准备，“无论是在青藏深处，还是东南沿海，只要有机会见到乡村学校，哪怕只是进去看上一眼，我也要进行一定的了解。并用各种形式，记录下许多灵感。”一次，一位西北同行告诉他，在他的家乡，那些困难得不知道什么叫困难的老师们，将《凤凰琴》当作经书来读。后来，他又读到一篇文章，写的是在汶川地震中遭受灭顶之灾的映秀小学樊晓霞老师，与丈夫婚后分居的十四年中，夫妻俩一直在读《凤凰琴》，一边伤心落泪，一边又用小说的主人公来安慰自己。十四年后，樊晓霞终于从高山上的教学点调到映秀小学，与家人团聚，却被大地震永远地夺走生命。这两件事，都让他为之震撼。刘醒龙觉得，让《凤凰琴》续篇出现的时候到了。2009年，《天行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除《凤凰琴》外，刘醒龙增加了《雪笛》《天行者》两个部分，讲述了民办教师们所经历的三次转正经历。

在小说中，刘醒龙写了这样意味深长的一幕：县委领导中，有些人很鄙视民办教师，说他们是不合格的教师，本来就该被淘汰。有人站起来，要在座的受过民办教师教育的人举手示意，结果，大部分人将手举了起来。“从《凤凰琴》到《天行者》，我清楚地记得当初教育我的那些乡村教师，也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些当了乡村教师的小学同学与中学同学。《天行者》如有原型，就是普天之下的每一位乡村知识分子。这是一种谁也绕不过去的沉重的历史。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这一类教师，一切乡村奇迹的酝酿与发生，本应当首先归功于他们。然而，荒诞让历史与现实一次次地无视其伟大得不能再伟大的贡献，以至于沦落为作为名词都不被理解的地步。这一点也正是时代正在流行的顽症。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的诗，正是刚刚过去的那个年代的乡村知识分子无与伦比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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