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回望历史与关注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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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我乘坐异常拥挤的火车到济南。迎候我的是黑夜、濛濛秋雨和对面却不相识的作家张炜。那天张炜显得有些虚弱，是因为他在病中。张炜显得很沉静，是因为他的“孤傲”已深入骨髓，是因为除去表象之后，剩下的全部潜在了心的深处，只能用自己的作品表达热情。张炜显出一点点高兴，是因为国庆节是他结婚纪念日，是因为我利用假日的专程采访。

张炜是新时期以来备受文学界重视的作家之一。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的见识和来源于书本的学识，使张炜在写作方式的探索开拓和思想深度的挖掘方面始终保持了卓尔不群。

在外国文学以前所未有的潮势冲击中国文坛，在五花八门的文学现象以其存在就是合理的状态占据一席之地，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年代，与张炜对话是我不可忽略的选择。

八十年代，张炜的一部《古船》使他在文坛崛起。九十年代，他的一部现代长篇小说《九月寓言》一改创作风格，旋即又在文学界引起较强烈的反响。直至世纪之末，他的长篇小说《外省书》问世，他沉寂了六年。不管《刺猬歌》和《你在高原》所引起的反响是否超出以往并不重要，我所关注的是一位总能用新作制造出动静的作家的心路历程和创作状态。

那次我曾问张炜，“六年磨一剑”这种说法是就长篇小说创作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而言，还是想说明你的严谨亦或难产？张炜说，今天的写作不同于过去。首先是怎样面对混乱和喧嚣，先得解决吵得没法动笔这个基本问题。张炜觉得已经到了没地方摆放一张书桌的地步了。从城市到乡村，从中心到边缘，到处乱腾腾的，刚找个地方住下，不久又乱得非逃走不可。张炜面对我这疑问还解释说，如果给我一个长时间的安静，我会写出多少真正的好东西！我打击他：六年时间才交出一本小书，这也说明不了什么。有的人能在酒店在闹市著书，有的人能在任何地方找一处安静的住所，你却不能，这是你的痛苦，也是你的矫情。

张炜早期的作品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较大，这也是当时他的作品比较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九十年代之后，张炜的创作有美国作家斯坦贝克的批判立场和风格。我记得当时我假装内行的问话还真把张炜“懵”住了，他一点不敢草率地回答我的问题，我边听边记边窃笑。他说，我很小就读了《白痴》《高老头》，到我上师院的几年里，凡是能找到的外国文学译作我几乎都读了，但是我现在越来越不急着读外国书了。因为回过头一看这么多必读的中国书没有好好读。在这个年头，如果对西方文学的兴趣覆盖了我，学得惟恐不像，我就可耻了。时下我如果用西方的书唬人唬己，也是浅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哪有跳离自己民族十八丈远，十八竿子都打不到的文学？这些是我中年之后才明白的道理。屈原，李白，杜甫，诸子散文，他们要在自己心里扎下根来。否则，吞服再多西方的花花绿绿也还是写不出自己土地上的作品。

我坚持认为，张炜的《古船》受妥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较大。张炜坚持说，你看到的都是外在的，骨子里还是中国的。他认为，除了通俗文学之外，纯文学创作不可能不吸收外来的东西，也没有理由拒绝西方的文学创作形式。

应该说张炜是一位关注现实的作家，而他的作品大都在回望历史，我就和张炜聊回望历史与关注现实的关系。每当张炜觉得我咄咄逼人时，都会轻声“恭维”：你挺在行啊。

张炜说，我的作品中有历史的也有现实题材的，但这在我眼里没有什么分别，基本都一样，创作中没有刻意地去区别什么历史题材和现实感很强的题材。历史在我眼里和现实差不多，时间很快。有些是自己经历的，有些是没有亲身经历的，只有这个区别。但当你把没有经历的材料熟悉后，就像自己在经历一样。在我的脑子里，时间没有那么缓慢，是都堆积在一起的。

我觉得张炜的回答有点识破了我这个“半瓶子醋”，他在忽悠我，所以我立码又追问，对于你并没有经历过的历史时期，你是在用你自己的观点去注解它，难道就不会由于你的认识及体验的局限性而出现某种偏差？张炜感觉，历史上的事件、人物其实和现代人的思想方式、情感差不多。对事物的恐惧、焦虑、浮躁，爱和恨的方式几乎没有太大变化，有很多东西变化极微小，不如想象中有那么大的改变。像、电脑、络的变化，实际是最简单的变化，而像情感这种复杂的东西几乎是没有什么变化。而我则认为，时代的发展，价值观念的变化肯定影响到人的情感的变化，这一点张炜你也否认不了。我坚持让他解释创作中个人的体验与历史生活产生共鸣的可能性有多大？张炜不急不恼地说：有些人在写作中强调历史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和变化，我却注重不大的这一面。比如自古以来的战争，争斗人的心理是差不多的。面对多元化的世界，年轻人的变化只是一次跳动，迟早要归位的。毛笔写作、钢笔写作和电脑写作只是形式的变化，本质的变化是它得会思想，或者会帮助我们思想，但实际上这种形式的变化起不到革命性的作用。

张炜是一个以不断接近和发掘本质意义为目的的作家，他抓住变得很慢的本质的东西去思考，而一个作家能抓住人类很难改变和没有改变的部分，去触摸它，解释它，这样的作家才有点思想家的意味，如果缺少这种洞察力离作家这行当就远了。我这样“吹捧”他，张炜终于“病歪歪”露出一丝笑意。

见张炜状态好些了，我又来劲，问他在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大格局中，他觉得自己的创作处于怎样的位置？张炜绕着弯儿评价自己说，我把自己严格地区别于社会性写作力量的行列。我肯定是进入文学写作了，而且坚持在这条路上走。“名”的心不重了，功利的思想也就淡多了，回到那种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寻找一种安慰，用文学写作来排解生命寂寞的状态。解除寂寞最好是进入文学写作，因为随之产生的感会使你感觉出生命存在的意义。

我觉着我们的话谈“大”了，就往“小”里扯：这作为你的一种解释，你认为你能留给人们些什么呢？张炜说，就我本人可能留不下什么。也许我能留下的是自己才能发现的美，激动，愤恨，懊悔，这些是别人发现不了的，只有我才能记录的东西。我想我能做到这一点，我想我的和意义就在这儿。

现在大部分读者或有的评论家衡量小说的标准首要的一点是好读，读故事，读表达的思想，其次是想看通过什么手法表达了什么。张炜认为，真正懂文学的读者和评论家应该凭感悟，把那种神秘的东西联系起来，震动的频率一样了，曲线吻合了才能读懂。通过什么手法表达了什么的说法，实在是不懂文学的说法。

张炜是一位很理性的作家，他对待小说描写与理念运用的关系有他自己的理解，他认为理性强会影响创作想象是一种误解，作家首先应该是个思想家。我非常赞同张炜的说法，“好的作家一定是个思想家”，这句话并不是因为说的人多了就成了一句废话和老话。

中国目前最优秀的作家都是非常理性的，有独特思想见地的，他们的思想不是为了显示独特而独特，是有一种强大的理性表达能力，在不能用理性表达的地方，一个优秀的作家也能够搜寻到人性中最偏僻的角落来描述，而有些作家没有这个能力。我确实注意到，只要这对矛盾出现在一位作家身上，他就不会是好作家。有些作家刻意表现理性，但表达很直露、生硬，这不是理性强而是理性太差的原因。

张炜认为，理性无论怎么强，生命的巅峰状态、激动状态一定要有，它会冲决理性，最终又都受理性控制。我认为，张炜在这点上做得比较浑然的是《九月寓言》。

每次和张炜聊天都觉得很累，但他的思想给了我很大影响，我会常常想起我们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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