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风云之初杂文

探究满清的兴起，就绕不开明末农民起义这个话题。在几乎整个崇祯朝，八旗军和农民军互为表里，战略上配合的妙到毫巅！八旗军数次在农民军山穷水尽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施以援手，迫使大明朝廷调动围剿军队勤王，从而使农民军死里逃生；而农民军也不遗余力的消耗着大明原本虚弱的国力，为满清的最后一统摧枯拉朽！

八旗军和农民军有没有达成一致对明的统一阵线？目前真没发现确凿的史料和证据表明二者之间有盟约似的东西。但是，有确凿的史料记载，二者之间确实进行过亲密接触。据《清太宗实录》记载，在1644年，多尔衮曾使者持手书去西安与李自成联络，明确表明——“欲与诸公协力同心，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由于此时李自成正在进军北京途中，使者并没有见到他。但毫无疑问，这封多尔衮的亲笔，李自成不会看不到。大顺军如何答复的多尔衮，可惜没有记载。从日后李自成与清军交恶来看，可以断定，李自成对多尔衮的倡议并没有积极响应。或许，此时的李自成以为中原唾手可得，根本不希望多尔衮来分一杯羹。

或许崇祯皇帝生来就是操心的命。万历皇帝在位四十八年，竟有一半时间深居禁宫足不出户，虽然在这四十八年中，也有万历三大征等战事，但大明朝廷总体还算安稳；其后的泰昌帝在位只有一个月，还没有充分享受够美女的缠绵与温柔，就一命呜呼了；再其后的天启，伴随他的是木锯声声，虽有魏忠贤专权，小日子过得也还有滋有味。等到崇祯继位，虽然励精图治，然而天下未尝太平一日！

崇祯元年，好容易将魏忠贤阉党打翻在地，还没从满心喜悦中回过神来，天象就发生了变化。有史籍记载道：崇祯二年，天下大旱，不久，西天上空显现出一把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直展出了一月有余，等大刀消失，兵乱开始。

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史家往往归结于陕北白水的王二起事，这也可以商榷。早在王二起事的前五年，1622年，徐鸿儒以白莲教为手段，在河北巨鹿一带，组织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起义队伍一度发展到十余万人，攻城略地，影响极大。可惜没有形成气候，旋即被明廷镇压下去。徐鸿儒的起义，不可能不对黄土高原的饥民产生影响。

陕北的农民起义，原因很简单，它没有什么“为劳苦大众得解放”的崇高理想，也没有为了什么而奋斗终身的远大目标，就是为了一口饭，为了不被饿死。

明末时期的陕北，天灾连绵。史书记载，万历四十八年中，灾荒竟有二十五年！崇祯元年，“自四月至七月不雨，八月恒雨，霜杀稼，岁大饥”（见《绥寇纪略》）。在这种情况下，官府催粮催税如故。为了生存，三秦大地流民四起，一时间竟有数百股之多。

对于这场农民运动，陕西的最高官员——三边总督武之望、陕西巡抚胡廷宴、延绥巡抚岳和声都没有给以足够重视。他们对这场运动的理解，就是一场“乞食游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陕西巡抚胡廷宴的说法：等到来年粮食大丰收了，这些流民自然也就散去啦！明代的总督，多在军事要地设置，职责多侧重于军事。可这个武之望的强项恰恰不是军事。这人对医道颇有研究，尤其对妇科病更称得上妙手回春，曾经仿照《本草纲目》写了一本妇科专论《济阴纲目》，在中医史上大大有名。这样的人，做个游方郎中或者接生婆保证没有问题，做总督，确实有拿鸭子上架之嫌！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陕北三边的明军又发生了哗变。明军发生哗变有两个原因：一是贪生，二是怕死。所谓贪生，就是大明朝廷拖欠军饷，以致让士兵兄弟们无法养家糊口。大明朝廷拖欠士兵工资，那不是一月俩月，而是半年一年乃至两年三年。农民工工资拖欠不得，士兵的工资拖欠起来也是不得了的！哪里有拖欠，哪里就有反抗。所谓怕死，就是不敢去和八旗兵打仗，怕送死。1629年，八旗兵破长城南下，崇祯诏令各地军队勤王，陕西的兵士害怕前去送死，于是哗变逃散。

哗变后的士兵跑哪里去了？去与流民相结合去了！他们不但带来了武器，还带来了管理经验和军事思想。于是，农民运动由“乞食游行”发展到攻城略地，这就使陕西的形势变得严峻起来。情况汇报到朝廷后，如何对待这场农民运动，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主张坚决剿杀，一种主张招抚。其实，这两手也是历代王朝对付农民起义的惯用手段，算得上老生常谈。崇祯处理起朝廷大臣来，雷厉风行，想干就干，但对待农民起义，他却变得犹豫迟疑左顾右盼。从流民在陕西蜂起到最终攻陷北京，崇祯在“剿、抚”两字上就反复无常，举动失宜。

在主张招抚的官员中，以左副都御史杨鹤最有代表性，如果只用几两银子和几个官位就能摆平这场农民运动，对朝廷来说也确实是善事一件，于是，崇祯决定让杨鹤出任三边总督，招抚流民。杨鹤来到陕西后，工作一开始开展的有声有色，也确有大批的流民接受了招安，但，旋即，招安的流民重又反叛。为什么？因为杨鹤给的那几两银子和粮食很快就用光了，没有了银子和粮食，依旧还得去当流民，去造反。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认为崇祯太吝啬，应该多拿出点银子来救灾，他写道：“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 （《明季北略》卷二十）。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

不知道郭大师是无知，还是最基本的算术都不会。三千七百万锭乘以五百两，那是多少？一百八十五亿两！就是按每锭五十两，也是十八亿五千万两！而且这些银子都是永乐年间留下的，永乐在位二十二年，一年至少得储存八亿或八千多万两！永乐皇帝就是葛朗台他爹，也不可能一年存储这么多银子！事实上，中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乾隆皇帝时，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八千多万两，那还得维持帝国的运转！这么一条荒诞不经的史料，郭大师随手就为我所用，然后堂而皇之的就“痛下结论”，这就是中国“大师级”的史家水平！

大明王朝确实有一块赋税流向皇帝的府库，这就是内帑金，它独立于国家财政之外，差不多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明末的国家财政已经到了崩溃边缘，所以才有欠军饷、欠官饷的发生，很多大臣也常常劝皇帝拿出内帑来救急。但皇帝的内帑也不是无底洞，它也有个花光用尽的时候，翻翻史料就不难发现，从万历以来，花销内帑的记载不绝于史书，可以说，到崇祯的时候，大明皇家也没有多少钱可花！

现在的一些史家，经常引用的还有一件事，就是说，李自成撤出北京时，运走了多少多少银子。这话《明史》有记载——自成至，悉镕所拷索金及宫中帑藏、器皿，铸为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骡车载归西安——李自成从山海关逃回北京后，将拷打掠夺来的银子，还有大明皇室的库藏，宫中的金银器皿，尽数融化铸成金（银）饼，每饼千两，有数万饼，都用骡马运回西安。姑且不论《明史》的这种说法从何而来，单就这句话来说，它已经点明，这主要是收刮来的银子。

还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有了银子未必就能买到粮食。兵荒马乱的岁月，粮食远比银子有价值！郭沫若大师在《甲申三百年祭》也谈到这个问题，不过，他说：“但你要说真的没有米谷吗？假使是那样，那就没有 土寇 了。 土寇 之所以并起，是因为没有金钱去掉换高贵的米谷，而又不甘心饿死，便只得用生命去掉换而已”——这就是典型的蛊惑视听，一知半解！

人口和粮食供应应该是一种平衡关系，由于明末连年灾荒，土地提供的粮食已经维持不了人口生存的需要，在没有外来食物的情况下，那只能有一部分人饿死，从而达到人口和粮食的再平衡！土寇并不是用生命去换粮食，而是因为土寇作乱，必然要战死杀死一部分人，这也使粮食和人口的供求重新平衡。只不过人口减少的方式不同罢了。再说的直白些，假设大明王国只有一万人，而粮食只够一千人食用，在这种情况下，银子再多，也得有九千人饿死！此时，不想饿死，就得抢掠，土寇能抢，所以土寇就活下来了。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还有一个实例，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三年饥荒”事件。即使当时的领带人再英明，即使当时的国家再清明，即使全国的现有粮食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均衡，依然饿死了很多人！

就明末那一个时间段来说，只要崇祯不能从美国买回来粮食，动乱就不可避免！在反叛、招抚，招抚、反叛，进行了几个回合后，大明朝廷终于明白，解决流民问题也得两手抓，并且两手也都要硬。于是，在招抚之外，开始注重军事解决。一心一意谋招抚的杨鹤跟不上这一形式转变，被以“招抚不力”下了大狱，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杨鹤出任三边总督的时间不长，总计也不过两年，但他对陕西农民运动的发展影响深远，只是这种影响对大明朝廷来说是负面的。由于他的一味招抚，一方面给了流民做大的机会，另一方面也让流民产生了轻视大明朝廷的思想。流民就好像《黔之驴》里面的那只虎，一开始对大明朝廷这个庞然大物深感神秘惊惧，几个回合下来，原来不过如此！于是，再不拿明廷当做一回事。胆壮，吃的胖！《明史》对杨鹤有一个评论——“寇患成于此矣”。就是说，杨鹤的一味招抚，养虎遗患，终于让农民军做大，成为大明的心腹之患！

如果说，杨鹤之前，陕西的农民运动还处于流民状态，那么杨鹤时，就完完全全的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农民起义军正式形成。这一时期的农民军有几个特点：一是山头多，绝对不止“十八路诸侯，七十二路反王”。提到农民军分支，《明史》上有句话叫“十三家，七十二营”。这是到崇祯中期的一个说法。已经是被明军大批剿灭并且自发整合后的数字。兴起时的纷杂可想而知；第二个特点是数量多。在传统的教科书中，只要农民军遇到了失败，往往就归结于寡不敌众。好像农民军有多么英勇似的！其实，在明末，数量上占劣势的恰恰是官军！一方面明军要防备八旗兵的侵袭，不得不在关宁防线和北京一带始终保持着重兵；另一方面，明末的天灾不是一地，流民不是一省，而是全国性的，这就使得农民军的兵源用之不尽。第三个特点是战斗力低下。除了散兵游勇，绝大多数就是放下锄头的农民，还没有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单兵作战素质极低。

共 4007 字 1 页 转到页 【编者按】对于明末匪患的起始和兴衰，史家历来有不同的观点。然而有一个事实是必须承认的，那就是满清崛起东北，使明军最精锐的力量不得不部署于关宁锦防线，后顾之忧甚重，以至于很难说清楚明朝的最大后顾之忧到底是满清还是匪患，或者说，明军实际上处于两面作战的境地。明末灾荒是匪患形成的直接原因，但万历四十八年中，灾荒竟有二十五年之说是有待商榷的，这样的记载与上世纪60年代初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有异曲同工之处，编者以为这样的说法与郭沫若认定的朝中尚有大笔的官银的观点同样的滑稽可笑，与其说天灾，倒不如说是人祸来的实际。诚然，民变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饥荒、兵变之类，但一个王朝的没落，它的腐败已经使其没有能力实施变革才是主因。剿匪的明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比饥民报复官员和乡绅的做法更加残酷无情；已经被招安的军队，被无限地勒索，使得他们不得不重新背叛，张献忠就是一例；崇祯帝严刑峻法惩治贪腐，但宦官政治使得朝廷本身就成了腐败的根源，因为官员们必须贿赂宦官才能有生存空间。而本文将民变匪患的崛起多归于饥荒，应该是正确的论断，因为它是导致这一切的直接原因。作为史学研究，本文论述颇为严谨，并还原了 00多年前那段风云诡谲的时代，使得读者在一团乱麻的史料中还原出一条主线，很有新意，极为难得，属上乘佳作，。【：鸿渐于陵】

1楼文友： 20:56: 6 文章很有深度，近期已经少有这样的作品了，期待下一篇力作。 我没有个性，所以不签名。

回复1楼文友： 1 :46:19 请把这篇文字退稿。当初就不该发在这里。赶紧退稿。

2楼文友： 12:16:29 回复苍山雪：

在您投稿之前，请仔细阅读流年社团的【投稿须知】中的说明，按照江山的规定，文章一旦发表，不能退稿。所以很抱歉，无法满足您的退稿要求。敬请谅解。 只是女子，侍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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