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的乡村题材小说大胆直面农村的历史现实(1)

张慎

从《绣花鞋垫》、《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弃婴》、《皇粮》、《本色》、《分娩》、《皇粮钟》、《杀威棒》、《摸蛋的男孩》、《借命时代的家乡》到刚刚获得百花文学奖的《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秦岭的乡村题材小说大胆直面农村的历史现实困境，敏锐地聚焦于西部农村困境症结所在的教育问题、赋税问题、饮水问题、医疗问题，在揭示农民贫苦的生活、匮乏的教育、沉重的赋税、毫无保障的医疗等现实生活境遇的同时，峻急地追问了农村以及农民遭受苦难的历史根源与社会根源。更重要的是，在小说中，秦岭不仅审慎地反思了半个世纪以来不平等的城乡社会结构，而且对1990年代社会的转轨进行了独立的批判性思考。显然，强烈的问题意识与批判意识，是秦岭小说备受关注、多次获奖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秦岭被指认为 思想型作家 ①的主要理由。

近年来的一个文学现象是，文学的现实意识与批判意识再次受到重视，文学的 及物性 、介入功能再次成为文学界关注的话题，与当下中国社会城乡差距、贫富分化、腐败乱象等问题日益凸显密切相关。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当年曾积极鼓吹先锋小说的变革意义，并为 新潮批评 的 落伍 而深感不满的李陀先生，率先 反戈一击 ，将1990年代文学疏离现实的责任归因于所谓肇始于1980年代的 纯文学 观念②。然而，所谓肇始于1980年代的 纯文学 观念是否是 真命题 姑且不论，文学的现实意识、批判意识问题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而这，也是在系统地读了秦岭的乡土小说之后，既为他渐渐走上现实批判的文学道路击节赞叹，对其未来的创作充满期待，又不免为他能够在这条充满荆棘的文学道路上走多远，而深深地感到忧虑的原因。

一、农村困境的揭示与追问

在访谈中，秦岭曾多次强调作家的良知和悲悯，认为文学应该是社会的 感应神经 。他不仅对作家的恶俗、知识分子与世俗 暗通款曲 表示深恶痛绝，而且对 轻佻 的文学投去了不屑的目光。在谈论文学的现实批判意识时，文学界往往习惯性地纠缠于作家的写作伦理层面，作家的使命、责任、担当与良知是不断被谈论的话题。然而，在衡量作家的写作伦理之前，最先应该考虑的事实上是文学的生存环境、作家的言说空间问题。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李陀等人将90年代以来文学回避现实的问题简单地归之于 纯文学 的看法，无疑是找错了问题的症结。甚至如毕光明先生所言，有将 现实的错误转移 ，将 纯文学 视为 假想敌 之嫌③。还是吴亮先生说的确切： 你还说作家们 主动放弃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的权利 ，可是作家们不可能放弃他们并不曾拥有过的东西。 ④因而，指责作家们缺乏现实批判意识容易，真正实践批判现实意识的文学却不能不是 冒险的文学 。

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秦岭敢于直面农村、农民生存的真问题、大问题，并以其强烈的历史现实批判意识，深切追问农民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的血泪的根源的小说创作，就因其血气淋漓、富有棱角而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显得难能可贵。

与秦岭的从教经历有关， 乡村教师 特别是 民办教师 在贫苦生活与基层权力压榨之下的道德困境与人性扭曲，以及由此所触及的农村贫陋的教育状况，是他率先揭示的问题。在《乡村教师》、《绣花鞋垫》、《烧水做饭的女人》等作品中，赵举科、赵祖国、王世界等乡村民办教师不仅待遇低微、生活困窘，而且他们的命运被基层政府的 权力潜规则 彻底掌控：若要改变民办教师卑下的处境，获得 转正 的机会，他(她)们就不得不通过送礼行贿，甚至出卖妻子、自己的肉体来打通关节。而他们如果选择了坚守良知，对 权力规则 有所违拗，则随时都有丢掉工作的可能。另外，像赵举科、赵祖国这样没有渠道打通关节的民办教师们，生活窘困到无法解决婚姻大事，只好利用自己身为教师的 权力 ，在更为弱势的女学生中培养自己的妻子，最终以另一种方式屈从并践行了 权力潜规则 。大弯乡咀头中学的校长一方面严厉反对教师们从女学生中培养妻子的做法，另一方面，又无法无视赵举科的生活困境，只好在 这世道还是权力比教鞭强 的叹息中，顺从了教师们的做法⑤。校长面对这种畸形 师生关系 的内心分裂，深刻地揭示了教师们内在的道德困境。

2005年国家宣布免征农业税之后，秦岭敏锐地意识到赋税问题是农村、农民困境的重要根源。因而，从《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皇粮》、《本色》、《摸蛋的男孩》等中短篇，到长篇小说《皇粮钟》，秦岭揭示了沉重的赋税给农民带来的生活负重与精神痛苦。在《皇粮钟》中，他不仅将 皇粮 问题与2000多年来农民的赋税史相勾连，以农民切身的生活现实，颠覆了革命乡土小说中农民 翻身道情 的乌托邦叙述。而且在《摸蛋的男孩》中，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建国以来 农村反哺城市 的不平等的城乡政治经济制度。更为可贵的是，农业税免征之后，秦岭并没有陷入赞歌合唱之中，而是在《皇粮钟》中叙述了历史上也曾有过免征农民赋税的短暂历史的同时，在结尾，让象征着农民沉重赋税的皇粮钟再次响起、囊家秦爷死而复生，表达了自己对 皇粮 制度死而复生的隐忧。

粮食问题之外，在《硌牙的沙子》、《被马咬掉耳朵的主人》以及颇具诗意的《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等小说中，身居天津的秦岭越来越关注西部农村的饮水问题。而这无疑与他在甘肃天水的生活体验有关。如果没有切身的生活体验，很少有人会想到 天水 这美丽的地名背后有着怎样粗粝、焦苦的生存。因此，在谈论文学的现实意识之时，还必须考量作家基于自己的生活经历对社会生活的不同体认。因而，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良性制度仍然没有建立，还不得不呼吁文学的现实批判意识，要求文学关注现实生活之 重 ，承担起部分相关责任的时候，我们固然没有必要出于道德的义愤，全然蔑视在另外的生活境遇中的文学对人类生存之 轻 的省察。然而，如果在中国的现实土地上，全然追随米兰 昆德拉，宣布 小说考察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 ⑥，认定小说只是对人类生存可能性的探讨，无疑将是中国文学的耻辱。真正怀有人类意识的作家，应该既深切关注深陷贫苦的群体的物质匮乏，又对在咖啡馆里陷入精神困顿的人们投去悲悯的目光。无论如何，秦岭的饮水问题小说，以及《弃婴》、《分娩》等触及农民无法承担的医疗问题的小说，对于身居都市，浸泡在娱乐、消费文化的群体而言，无疑提供了一种粗粝、痛苦的现实，让他们去凝视一位农民母亲因无力承担婴儿的医疗费用，只好选择弃婴时的那一双 死定死定的，像死羊眼 ⑦一样的眼睛。

二、权力潜规则的揭示与批判

在揭示、追问农村现实困境的根源同时，秦岭也对时代社会进行着独立的批判性思考。而这种独立思考，尽管还有商榷的余地，却不能不说提供了不同于既有历史叙述的思想认识。在短篇小说《杀威棒》中，秦岭首次从农民的立场审视了知青返城的历史： 代课的知青像刑满释放的冤家一样走得理直气壮，走得义无反顾 ，农村学校的知青教师突然流失， 大队的支部会成了对知识青年的声讨会 。硬着头皮做了教师的农民曹尚德，只好借 杀威棒 对城里孩子甄文强的体罚，来发泄对知青经济、政治、文化优势所昭示出来的命运不公的不满与愤恨。小说让 我们在以知青为反思主体的程式化的知青文学中，迟到地、惊异地感受到了农民和农民式的愤怒 ⑧。

更能体现秦岭对时代的发现与思考的，是他对政治 权力潜规则 的集中批判。早在 乡村教师 系列小说中，基层政府权力对教师们命运的掌控、精神的伤害，对本已匮乏的乡村教育资源的掠夺侵吞，便是其重要的主题。在 皇粮系列 小说中，甄大牙、岁球球、唐岁求当上了收 皇粮 的验粮员之后，也由于获得了 权力 而身价倍增。然而验粮员的工作职责与对村民们的同情，又使他们陷入了道德的矛盾：如果遵守严格的验粮标准，就会给村民们沉重的生活雪上加霜；如果通融了村民们，则又违背了验粮员的职业操守。 皇粮 取消之后，身为农民的他们一面满心欢喜，另一面又因他们 权力 的终结而倍感失落，并且不得不面对新的人生变更。在 验粮员 小小权力的得失之中，他们道德的、生活的尴尬与变化，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结构。在《父亲之死》、《断裂》等 官场 小说中， 权力潜规则 不仅扭曲了正常医患关系、官民关系，而且形成了难以挣脱的 连环套 ，让卞绍宗等曾经怀抱理想的大学生，从对 权力潜规则 的抗争、屈从，到对这些规则的熟稔玩弄，一步步改变了初衷，最终走向了不能自拔。

而中篇小说《借命时代的家乡》则将对 权力潜规则 的揭示与批判，深入到了发现与批判时代的体制性弊病的高度。小说借农村青年董建泉的个人奋斗史，将1990年代 绑架 了市场经济改革的政治 权力潜规则 与农村古老的 借命 规则联系起来：在干旱、贫苦的西部农村，生存能力薄弱的农民家族必须通过 借命 的方式，为自己的生活吸纳进更为强大的依傍力量。而那些活跃于1990年代的董建泉、苟万昌、贾昌耀等农民企业家们，则必须借助政治权力才能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他们事业的成败动荡，也往往都与政治权力的亲疏远近密切相关：苟万昌利用官二代的父亲批到地皮，一次就为他节省了三百万，董建泉也是通过赵大球局长的关系才让自己的事业渡过了难关 。这无疑一方面深刻地揭示出了政治权力对1990年代经济改革的决定性作用，并对这种政治权贵主导之下的经济改革机制投去了批判、审视的目光。另一方面，小说借农民之口将1990年代命名为 借命时代 ，将金钱与政治权力相苟合的经济改革机制，与农村带有宗法性的古老 借命 法则关联起来，暗示出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与乡土中国古老的宗法、家族伦理之间的密切的变异关系。

三、现实批判的思想性问题

秦岭身居天津、心系天水的写作姿态，在诸多出身农村的作家、知识分子身上常常见到：在城市繁杂拥挤的间隙，他们念兹在兹的总是农村、农民的悲苦。然而，尴尬的是，农村现实问题的解决本应该是一个良性社会制度的责任，而此时，诸多问题却必须由具有勇气的作家来揭示、来思考、来追问、来批判。在当下的小说界，秉承这种使命，具有 冒险 精神，敢于直面现实，而又能体现出强烈思想性的作家屈指可数。秦岭以其可贵的乡土小说探索，正渐渐踏上这样一条创作道路。

然而，不能不说，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文学道路。事实上，1980年代的文学也并非如批判者所言的那样，大都是所谓的 现代化意识形态 的合唱，而没有出现独立的批判意识。干预生活的文学创作潮流早在1970年代末便有所萌芽。然而，正如许子东曾指出的，这种萌芽在1980年剧本创作座谈会前后便受到非议，遭遇了挫折。 伤痕文学 也因此被迫分化，或转向冷峻的历史反思，或转向了明朗的歌颂与训育⑨。因此，文学的现实批判意识的有无，以及这种批判有没有 模式 与限度，的确并非仅仅是作家自己的事情。1986年，刘再复试图通过提倡 文学的主体性 ，来确立人的主体价值。王若水便敏锐地指出，能够决定文学主体性有无的根本不是作家自己。人的价值的实现，也不是一个文学问题， 归根揭底是一个人的实践的问题，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文学自身 ⑩。具有现实意识的作家，应该深深地明白，现实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文学自身的问题，文学的 批判和抗议的目的不是为了使文学变得更伟大，而是为了使我们能够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11。正因如此，在对秦岭未来的创作充满期待，期望他能够越来越切中时弊、走向深入的同时，而又不免为这样的创作能够走多远而感到深深的忧虑。

皇粮 是免除了，农民的贫苦生活得到了缓解，然而他们何以依然难以在乡土上安生立命?经济收入、资源分配的城乡差异，致使他们无法享受良好的医疗与良好的教育，大都离开了乡土，成为城市的打工者。一座座乡村正在因此而迅速地沦为老弱留守的 空村 。在秦岭的小说中，不论是学生们借《捕蛇者说》对苛政的责骂，还是赵瘸子 咱们这里穷得像旧社会 、《春天的故事》不过是别人的故事的愤懑，从中可以感受到作家自己强烈的不平之气。然而如果理性地继续追问下去，赋税之外，粮食的价格问题、土地的流转问题、社会资源的分配问题 ，诸多现实的问题都是不得不面对，而又是作家及文学无力思考和解决的。即使农民的赋税、饮水等物质层面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农民们是否就获得了人的尊严与公民的权力，也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追问下去。

成为一个面向现实的思想型作家，在思索历史与现实之时，必然还要面对诸多价值层面的问题：如何理解人与人性?人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原始的性本善的万物灵长，还是一个同时具有神性与罪恶，需要不断找寻自我的个体?而这并非是玄学的思辨，而是触及到乡土作家在悲悯农村、农民的同时，应当怎样认识农民自身的精神世界问题。同样，真正的思想型作家，在进行现实批判之时，批判的立场也不可能建立在简单的道德义愤之上，其对现实的不满往往催逼着他从人类生活的历史长河中、在人类对自己生活制度的种种理想设计中评判当下。因此，他需要了解人类文明的丰富遗产 。

立志成为一位具有深广现实情怀的作家是难的。他不仅要洞察广阔的现实，还要将周遭的生存与自己的内心良知建立起密切的关联: 无穷的地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12。他不仅要追问这充满缺憾的现实的历史、制度、文化根源，还须审视这历史文化的变动中人性的变异，他必须审视一切，审视被批判者，也审视被悲悯者，更要审视自己的观念尺度与价值立场 。而这要有多么长、多么艰难的路要走?! 路漫漫其修远兮 。希望秦岭们能够在这充满荆棘的道路上坚持下去!

2015年8月5日改

参考文献：

① 杨显惠：《小说如何实现参与历史的当下性》，《文艺报》，2012年5月21日，第2版。

② 李陀，李静：《漫说 纯文学 李陀访谈录》，《上海文学》，2001年第 期。

③ 毕光明：《理解纯文学》，《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④ 吴亮：《吴亮和李陀关于 纯文学 的通信》，《文学报》，2005年8月4日，第4版。

⑤ 秦岭：《乡村教师》，《鸭绿江》，2001年第8期。

⑥ [捷]米兰 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 年，第44页。

⑦ 秦岭：《弃婴》，《作品》，2006年第5期。

⑧ 杨显惠：《对历史和世事的洞悉 浅析秦岭近期的小说创作》，《文艺报》，2015年7月8日，第7版。

⑨ 见许子东：《刘心武论 新时期小说主流 之一章》，《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4期；许子东：《新时期的三种文学》，《文学评论》，1987年第2期。

⑩ 《王若水向刘再复提出质疑》，《文艺争鸣》，1988年第4期，第77页。

11 吴亮：《吴亮和李陀关于 纯文学 的通信》，《文学报》，2005年8月4日，第4版。

12 鲁迅：《 这也是生活 》，《鲁迅全集 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64页。

附:

【作者简介】：张慎，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讲师，南开大学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