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黄转绿太妖娆搭配

回黄转绿太妖娆，万缕千丝好细腰。 攀折从君夸意绪，风流在我自招邀。 可怜劲竹凌霜雪，谁与苍松慰寂寥。 金谷铜驼无限事，絮飞春尽晚飘萧。

80年代的飞扬青春

作者（左）与周汝昌先生合影

在中文系五院门前师生合影， 二排右二为本文作者

韩敬群（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

咏柳

回黄转绿太妖娆，万缕千丝好细腰。 攀折从君夸意绪，风流在我自招邀。 可怜劲竹凌霜雪，谁与苍松慰寂寥。 金谷铜驼无限事，絮飞春尽晚飘萧。 韩敬群

贺新郎

五十成虚度。忆当年，余霜陌上，雁横秋浦。塔影湖光寻梦处，一夜摧花风雨。收拾起，儒冠曾误。雾夕霞朝闻细语，道吾庐春好来何暮。空自把，婵娟负。

岁华已晚休回顾。等风来，长安不见，但见尘雾。爆竹千家欢笑里，无数微茫情绪。举大白，聊歌《金缕》。明日东门青石路，把孩时踪迹从头数。归来是，旧儿女。 韩敬群

我仅此一次的和诗经历，和的就是陶诗

诗而能和，就像在雪地上行走，前人留下一行脚印，后人照着走下去，尽管步子的大小、深浅不一，行走的姿态、风神更无从追随模拟，从大方向上来说，总归是安全稳妥省力的事。可是最高明的行走者从来是不留辙迹的，比如耶稣基督快步行于水上，哪里还有行迹可循？陶渊明大概就是这样，他的诗歌，纯粹从天机性情中流淌出来，自然温厚，不费一点力气。

在中国的诗人中，陶渊明的诗应该是属于品格最为独特、最不可模仿的绝品之列吧。所以陶诗是不能和的，一定要和，那也一定需要是胸襟境界、才华见识与他大致还能处在一个量级上的高手。就像苏东坡，用黄山谷的话说，陶渊明是千载之人，东坡也当得起百世之士，所以他尽可以“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虽然他也不过是借渊明的酒杯，写自己的怀抱。

不过我仅此一次的和诗经历，和的居然还就是陶诗；不但和了，居然还到大庭广众之下做过宣讲；那大庭广众，正是北大的课堂，听众之中，居然还有日本大学者松浦友久先生。

三位先生给我改诗

我写旧诗，原不过是自己盲打误撞，暗中摸索，全无章法。进到北大中文系，那真是俊采星驰、水陆八珍齐聚的地方。正是书记翩翩的少年，谁没有一点文学的才具与梦想呢？偏偏中文系一开学就开宗明义，先来一个下马威：这里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比如，后来几届还真有特招进来的才女，因为挂科太多而被劝退了），小说、戏剧、散文、自由诗，统统算不上正业了。至于会写一点旧诗，又算得什么呢？那不过是骸骨迷恋的一种形式吧。

不过这些盘曲氤氲在胸中的青春的壮怀与邪气，终归要找一块地方发泄与安放。于是，就像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一样，我们文八四也办了一份自己的油印刊物：《三原色》。我也战战兢兢地将自己的“骸骨迷恋”挤进其中，占了一块版面。让我意外的是，第二期的《三原色》上有吴晓东的一篇述评，点评上一期作品。晓东兄现在是中文系的名教授了，着名的“三东”之一。我不知道，这些文字，是不是也算得上他的文学批评生涯的滥觞之水？起码，敏锐老辣已经是呼之欲出了。晓东兄慧眼烛照，竟然也留意到我的那几首旧体诗。我还记得他称赞说风格沉郁老成，今天回想起来，也许那只不过是“老气横秋”的客气的表达。不过，当时真的有遇到赏音人的兴奋感觉。多少年后，这种同窗砥砺的暖意犹然满溢在心。

我后来一直没断了旧诗词的写作。很快古典文学专业课开了，那是中文系的大课，褚斌杰、孙静、顾国瑞、 先生先后给我们班讲过课。选修课方面也有不少古典文学方面的课程，记得有程郁缀先生的词学课。我那些东涂西抹的东西，渐渐成了一点规模，抬头是“北京大学”的信笺纸，一首一首，用钢笔或圆珠笔抄在上面，也有了薄薄的一本。

我鼓起勇气，先后请孙静、顾国瑞、程郁缀三位先生看过。三位先生平时课业任务就很繁重，他们当时又正处于个人学术研究上精力最好、最应该集束性出成果的黄金时期。我这种半路杀出的旁门左道，纯粹是给先生们添乱添烦，何尝不是一种蛮不讲理的强迫性阅读呢？不过使我感动的是，先生们不但立刻就为我抽出了时间“强迫自己”阅读，而且是用了类似新批评的细读法，用的是他们对待一位研究对象，比如一位古代诗人的态度与力气。

总是那么宽厚的孙静先生有一段总评，今天我已经找不到了，意思大略却还记得，应该有婉转批评格调过于低徊、沾染旧式文人痼习的内容——这正是旧体诗写作的预设模式：风月花草，其实是准备了一个温柔的陷阱。儿女情长，所以风云气短。年轻人是很容易陷溺其中，拔不出来的。

而程郁缀先生不但写了满满一页总评，还对这些作品一一做了圈点、批注。比如有一句“怜我终夜长开眼，为君尽日不展眉”，程先生的批语是“化用元稹诗，一变为相思相怨”（会心的读者应该记得元稹《遣悲怀》其三的结尾一句：“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不难看出我那诗句只是亦步亦趋的拙劣模仿）。程先生一边鼓励“写得不错！颇有吟诗填词之功底。不少首意真情深，语巧句工。阅读中，时有漫步海滩，捡得异贝之感”，一边引述了孙静先生的意思，“旧诗词要求出时代新意”，并且在三个方面指出了我今后应该着力改进的方向。结尾处还特别客气地写上“当否，聊作参考”。落款是在1988年清明前后。流利而华美的铅笔字，二十多年的岁月还没有让它变得漫漶难辨。这么多年了，程先生还记得他当年对一个年轻人的鼓励吗？那其实是这个年轻人踏上人生莽苍之地时，最初为自己储备的一点干粮。

多少年后，回过头来看，“旧诗词要求出时代新意”，仍是多么高妙卓越的见识。白话诗兴起之后，旧体诗词的写作不可逆转地走向式微。形格势禁之下，连毛主席这样的高手，处在那样的位置，本可以号令天下，转移风气，也还是认为：“诗当然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旧诗式微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缺少如毛主席那样化古为新，以古人之格调，写时代之新声的才力与胆略。当代写作旧诗词的大家，我偏爱聂绀弩、杨宪益、邵燕祥等诸先生的路数，正是因为他们能够做到如黄公度所说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袁行霈先生建议我和一首陶诗

在南方故乡那座偏僻的小城的一个黄昏，那时还是高中生的我第一次听到袁行霈先生的名字，听到他磁性而温厚饱满的声音。是在收音机里，“阅读与欣赏”，袁先生在讲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记得收音机里袁先生也许是口误，是把“带月荷锄归”的“荷”念成平声的。当年不知天高地厚的我，还有些不以为然呢。在那前后，好像是在中央电大的一份杂志的封二上，看到过袁先生的照片和简介。袁先生那个时候，正是与我今天写这篇文章时大致相当的年纪，长身玉立，自信而又谦抑。一个中学生，对于北大中文系的怀想，从此也跟一个名字，冥冥之中有了一种牵系。

不过，大学四年，始终就没有机会听到袁先生的课。唯一的一次，记不太清楚了，应该是袁先生给八七级入学新生讲一堂大课，讲的是姜白石的词《暗香》。我因为仰慕已久，作为四年级的老生，也挤在新生们之中。袁先生的讲课，不需多说了，板书、声情、台风，没有一处不是尽善尽美，臻于极致。就像杜甫的《秋兴八首》，那是内容形式圆融无间的极品，是律诗中的律诗。如果说授课有什么标准，我想，袁先生的课就应该是标准吧。

上研之后，终于有了从头到尾一个学期听袁先生课的机会：陶渊明研究。这当然是袁先生倾注毕生心力、最有创获、最多心得的课程。在浮世的纷乱喧嚣之外，保有自己寂寞的心情。在艰苦的劳作之余，感受一点不足为外人道的欢欣。渊明彻底决绝的逃世逃名不可学，但他的遗世独立、心远地偏的态度总可以作为精神的慰安与导引。袁先生的研究陶渊明，是学术的选择，我想，更是气质的选择，人生的选择。

不过，这一学期的陶渊明研究，袁先生其实并不是主讲。在最初几堂课用宋版书影等将我们循循引入陶诗的美丽“园田”之后，袁先生便把课堂交给了我们自己去垦种。

或许是看到我在旧诗写作上还有一点经验，写的东西也还不是那么不堪，袁先生建议我和一首陶诗，并且就在课堂上讲一讲这首和诗。

正是醉酒者不怕受伤，无知者没有畏惧。我非常痛快就从袁先生那儿领了任务，而且很快就完成了：

遵行霈师命，和陶诗《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人生多异患，甚念肇其端。汲汲名场客，营营几日安？岂无锱铢利，琐碎不堪观。如何策驷马，沉醉不知还。朝菌迷晦朔，夏虫昧冰寒。蛮触争千里，蘧蘧梦醒难。耕稼依畎亩，渔钓乐江干。翻笑华屋下，临履多苦颜。道在无咫尺，谁与启玄关？遂令陶彭泽，中夜起长叹。

陶渊明的原诗是这样的：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现在看来，我那诗里不过是些现学现卖的食古不化，其中对《庄子》的恬不知耻的巧取豪夺，就有好几句。大概也能看出当时自己正沉迷热衷于读《庄子》吧，就像某位名作家，读多了，读熟了，念兹在兹，所以形诸梦寐，会把古人现成的句子，当成自己天机触发，梦中得句了。

登台讲陶诗

我已经完全记不得自己唯一这一次登上北大的讲堂，讲自己新鲜出炉的和陶诗，到底过程怎样，效果如何。只记得课间休息时，一位中等个头，“眇一目”的日本学者，到我课桌前，主动与我攀谈，夸奖我写得有些意思。他正是来自日本的着名学者、以研究李白蜚声学界的松浦友久先生。他当时应该是在中文系当访问学者吧。他的右眼不知是什么原因，或许因为用眼过度，蒙着一层黑黑的纱布，成了一标准的独眼龙。

闲谈之中，松浦先生说到自己来自早稻田大学。听到早稻田大学，我不由跟松浦先生提到一段往事：

我高中是在长江南岸的安徽贵池中学上学。贵池古称池州，唐代的时候应该是叫秋浦，也就是李白写下着名的《秋浦歌》十七首，以及杜牧写下“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的名句的地方。近代学者陈友琴先生有一篇文章概括池州“山温水软”，可见这是一个山水人文互相生发的好地方。有一天，紧张备考的间隙，在教室走廊的阅报栏里，我留意到《贵池报》上的一则消息：日本早稻田大学有一批学者，组织了学术考察团，到秋浦考察李白的行踪。

松浦先生听我说完这段往事，立刻接口说：“我就是那个考察团的团长。”言语之间，满是得意。

文学真是奇妙，北大真是奇妙，因为它们，多年以前从长江南岸无意中发射出去的一只响箭，掠过千山万水，准确无误，在北大的一教教室，还是射中了它的靶心。

“这两句写得有些杨万里的风味呢”

毕业之后，我一直在出版业工作。旧诗当然一直还在写着，逢年过节的时候，写上一首贺岁诗，还会照例强迫老师们阅读（有一次，碰上张颐武老师，喜欢读旧诗的他居然还记得一本书的后记里我与周汝昌先生唱和的一首诗，很是夸奖，说可以入得《全唐诗》。我开玩笑回应说，《全唐诗》五万多首，入得其中不算难事，也不算夸奖。入得《唐诗三百首》才是真本事政府持有保障房太少呢）。当年的老师们，有很多也成了我的作者。人虽然离开了燕园，但我觉得北大的课堂在我这儿一直没有停课。很多时候，对着老师们的书稿，感觉就像是在上一堂选修课。只是这是一个老师不露面的无声的课堂，这课堂上只有我一个学生。我该有多么幸运！很多老师，他们人生的丘与壑，他们学术的叶与花，其实我更多是在这个无声的课堂上默默感受和体悟到的。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也有几次借着拜望袁先生的机会，给他看过我写的贺岁诗。有一年的诗中有这样的两句：“纸糊东倒西歪屋，身着花红柳绿衣。”童年时代在故乡，每年的春节，都是孩子的盼望。纸糊破屋以辞旧岁，身着花衣以迎新春，都是写实，再也不用一趟一趟地往建材小店里跑了。装修也可分期付款　　刚刚支付了大笔的房款之后字句浅白，对仗还算工巧，有些小小的趣味，因此也得到先生的夸奖，“这两句写得有些杨万里的风味呢。”前年回乡过年，已是过了知天命之年，百无一用，一事无成，不免有些感慨，写了一首《贺新郎》，回忆池州求学，北大读书，中间经过顿挫，离开燕园。而今皮囊已旧，惭愧行囊。“爆竹千家欢笑里，无数微茫情绪。”这首词袁先生非常喜爱，反复吟咏，认为它“有些宋人风调”。

不过我最大的遗憾还是与袁先生有关，与陶渊明有关。多年来，一直想约袁先生写一本陶渊明传。袁先生关于陶渊明，笺注有了，研究也有了，独缺一本传记。我多希望他能写出一本既面对专家学者学术界，更面对普通大众，既有精深独创的学术高度，同时又具备文字的阅读美感，精神血脉与当代中国人的灵魂重铸又紧密关联，就像理查德·艾尔曼的《乔伊斯传》那样的传记啊！

供图/韩敬群

（：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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