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前后缘由

1979年，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圈出的是一块市场经济的试验田，以 大锅饭 、 铁饭碗 、 按均分配 为特色的计划经济体系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市场经济运作机制，它强调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看似只是一种分配方法的转变，但后者激发出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却让全世界的眼光都聚集在这里--深圳奇迹。对社会，这是一次生产力的解放；而对于在深圳成长起来的众多企业，这是一次管理理念的革命。效力、责任和利益取代任务、贡献和苦劳成为企业与员工共同关注的话题，赋予企业充分的凝聚力与竞争力，从而缔造更多属于深圳，属于中国的奇迹。

权责利的划分对企业管理已是陈词滥调，但在过去12年的咨询服务进程当中，我从未停止过企业一定要明晰每个岗位权责利的呼声。虽然深圳有着 金钱城市 、 利益之都 的不雅称号，但仍有源源不断的人材涌入，一批又一批的创业者落户于此，一个又一个的优秀企业横空出世。因为这里早已定好了规矩。在这场所有人都逃脱不掉的游戏中，应该做什么，付出甚么、得到什么，做到什么程度能够更进一步，每一个环节都很清晰。人们在这里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企业在这里取得最大的动力，至于那些 雅号 ，深圳人的最佳理解是 妒忌 。道理人人都懂，但真正落到实处的却寥寥无几，暂且撇开理论的宣讲，让我们以华为为例，来看看深圳企业独有的 分 的艺术。

分权制衡，助华为成功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人治 的观念可谓根深蒂固。延续到企业管理领域，也是如此。任人唯亲、高度集权是人治型企业的两大重要特点。这导致在这样的企业当中管理具有很大的秘密性、随机性和不可预知性。企业运转靠人缘、关系与情面，管理凭经验、感觉，控制靠随机和自觉。随着世界经济大同，东方传统与西方理念正面交锋，人治与法治、集权与分权之辩也愈发激烈。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是：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合适的模式，企业应该根据行业和自己的实际情况，探索和建立最适合自己的模式与道路。但通常而言，要走向规范化、专业化、国际化，告别老板 一言堂 ，合理的分权与授权是必定要走的道路。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场合和情况下，具体的方式方法以及 度 的把握的问题。

一个人独享的权利是无效的权利，由于权力不是养在家里的宠物，也不是供独自欣赏的珍玩，而是用来办事的资源。权力必须分给手下，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共同办成大事。历史上的帝王，大多善于专权而不善于分权，大大地下降了治理的效力，成了社会发展的包袱，不可不引以为戒。以华为为例，便一直奉行的是中央集权，但在此基础上进行层层有序的分权。这么多年以来，华为的副总裁林立，但每个副总裁的权限都受到了严格限制，互成犄角之势，颇有些鬼谷子的 飞钳 意味，但盘算下来倒还真没有甚么 功高镇主 的，任正非的兵法权谋果然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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