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兑付危机引发道德风险反思

近来，陆续发生多起理财和产品违约事件，中诚信托30亿元的信托风险事件不是信托业违约的第一单，也不会是最后一单。对任何一家金融机构而言，失去利润可以赚回，而失去信用和声誉就失去一切，因为信用和声誉是金融业的生命线 围绕1月31日到期的山西振富能源一笔30亿元信托产品的兑付，中国最大国有商业银行(,)、管理人中诚信托、地方政府、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博弈还在继续。工行董事长发表谈话，表态工行不会向购买了该款产品并蒙受了相关损失的投资者提供补偿，并将对所有合作伙伴进行风险审查和背景调查。他指出，“信托公司必须更好地承担管理自身产品的，同时投资者也要警惕包括道德风险在内的市场风险”。

过去几年间，以高回报的理财及信托产品为代表的表外非标产品风生水起，大行其道。特别是近年在平台贷款的解包还原和压缩过程中，不规范的信贷产品通过“重新包装”，摇身一变成高收益的理财或者信托产品，银行实现了从风险资产的退出，通过代销信托又录得可观的中间业务手续费，过去寂寞无名的中小信托机构趁势大举扩张，其手法十分激进、风险意识淡薄，“只要是政府项目或者银行推荐来的就都闭着眼睛做，因为银行的尽职调查早就做过了”。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有些“路子野、关系好、能力强”的信托经理，一年能开发出上百亿的信托产品，并成功借助银行的渠道销售给投资者，各利益关联方赚得盆满钵满，皆大欢喜，明星信托经理年薪高达三五百万元，信托规模从几千亿扩张到数万亿元。在这一轮信托业粗放式激进型扩张中，随着“有毒资产”不断入侵，风险引信早已埋下。用姜建清的话说：“我认为，就教育投资者了解信托风险而言，该事件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人在金融危机后反思美国式的金融创新，“就像一只披着仁慈面孔的吸血乌贼，无情地将吸血的触角伸向任何带有金钱气息的角落”。金融爆炸的年代，正是基于的错觉与群体性狂热，金融工程师借助精心设计的数学模型，不断创新产品，抵押贷款被不断地切割、打包，证券化为各种新概念产品。表面看风险被不同产品分散化了，而危机来袭时，各类金融产品和各家金融机构由于相互间密切而复杂关系带来极大的风险共振。大量代销或者持有这些新型金融产品的机构，会在不知不觉间“慢性中毒”。如果一个环节出问题，那么其关联方就难逃一劫。

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说明，金融机构复杂的金融创新工程并没有成功创造出一个无风险的投资新世界，而是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了新的系统性风险，其恶性膨胀的过程就是一个泡沫发酵恢弘的自我毁灭过程。

危机过后，对金融业道德风险的反思一直在持续。金融业的本质是通过掌握并运作他人的财富并进行分配，这种排名越高用别人的钱来生钱的金融体制中外皆然，其中道德风险是令人担忧的重要风险。2008年的危机发生后，处在台风眼的华尔街巨头们深信“政府不会袖手旁观”，果然在天文数字般的“拯救大兵雷恩”的行动中，作为被救助对象之一的美国国际集团（AIG）在得到政府1800亿美元的“救命钱”后，高管们居然花巨资到加州海滩去度假、到乡村去狩猎。

无论是单一产品的兑付风险，还是系统性的危机机制被触发，损失的往往只是投资者，而金融部门的相关人等，从产品设计经理到经销渠道机构等，所有关联方早已拿到该拿的奖金和花红。无论投资者是跳楼还是跳海，都不妨碍基金经理和银行家们的度假和狩猎计划。因此，从防范金融系统的道德风险考虑，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杰·梅尔森认为，要有一套办法，能够让他们做出有道德的决策。因为，在资源分配和信息判断过程中，人们不得不信任他们，“应通过合适的激励和控制机制，约束金融部门的道德风险。”

2008年华尔街的世纪大灾难后，当政府代替纳税人决策，给商业性金融机构提供一种隐蔽的或者直接的担保或救助时，旨在提振信心、降低对市场系统性冲击的行为也极易助长道德风险。所谓“尾大不掉、大而不倒”，救助往往会鼓励这些公司的持续冒险行为，“反正有人兜底，和美联储不会不管”。

现在，中国金融体系有三大风险：一是20万亿元左右的地方债务风险，二是20多万亿元的“影子银行”风险，三是激增的银行不良上海有色推出废旧专区资产和以信托理财产品为代表的“表外业务”信用和声誉风险。如果这几重风险相互迭加，可能会成为触发系统性风险的引信。

现在，“影子银行”风险蔓延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毒药”，资金规模越来越大，链条越拉越长，只要一个环节断裂，最终会产生连锁反应和骨牌效应，诱发“中国式次贷危机”不是没有可能。因此，中国金融业要从今年大年初一的风险事件中吸取教训，切实加强包括道德风险在内的全面风险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