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纵向横向地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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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河南人，作家，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其作品曾获军内外奖20余次。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任教。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情感狱》、《最后一名女知青》、《受活》、《风雅颂》、《四书》等；小说集：《和平寓言》，《乡里故事》，《黄金洞》，《年月日》，《阎连科小说选》，《横活》，《朝着天堂走》，《欢乐家园》等18种和《阎连科文集》12卷；散文、随笔、文学言论集：《回望乡土》，《桎梏》，《阎连科散文》，《阎连科亲情散文》，《阎连科演讲集》，《阎连科读书笔记》，《阎连科文学对话录》，《我与父辈》等。 近日，作家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受活》、《情感狱》、《日光流年》即将再版，而新作也将上市，笔者特连线了远在北京的阎连科，那端的阎连科没有一丝倦意，聊起自己的这些年来的所思所想更是话如泉涌。

自称过了疯狂读书的年龄

阎连科对文集的出版表现出的并不是收入上的喜悦，而是对自己写作事业一次梳理的满足。“我与别的作家不同，有些作家一辈子或许都在写相类似题材、体裁的作品，但我希望我可以多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地方，要有新的思考，找到写作的方向。 ”

每个作家对生活的体验方式不同，对自己写作之路的感触也不同，同样，阎连科对自己 0多年的写作之路，也有着独到的体会。“如果说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多了些什么，或是少了写什么，那是必然的。随着我的年龄增长而减少。最后我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现在的阅读能力和身体条件都有些走下坡路，这些都需要我警惕，同时也是我所困惑的。当然也会有多的，那就是阅历、经验，对社会的认识更丰富、深刻，命运在其中也就会有所变化，写作的技巧上也会有很大的提高。现在我还会再反过来读一读自己曾经读过的书，我认为一个人 0岁的时候是疯狂读书的年龄，而到了像我这个年纪，就该重读经典了，感受完全不同。 ”

下一部新作要用“知音体”

可以说阎连科是一个不喜欢重复自己的人，这么多年的写作中，他一直在尝试让自己不断突破自我，当然他也做到了。熟悉他的读者一定知道，阎连科从来就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的作家，如果你喜欢他的《受活》，那么就一定不相信他还可以写出《情感狱》般的作品。而最近，阎连科又要出新牌了，这张新牌就是即将出版的小说《711号院》(这是阎连科最开始起的名字，出版很可能会改动)，它是一部十七八万字长度的散文。“我希望读者在看到这部作品时能感到我对大自然的美的歌颂，可以说那是唯美的。我在书中不厌其烦的表达着我对大自然‘不知廉耻’的歌颂，我自己都将它称作‘知音体’。”说到这时，阎连科自己都禁不住笑了起来，让人都能想象到他在的那端那份陶醉的神情，陶醉在他的美的世界中，也陶醉在他那过去的岁月中。“原来大家都认为，我的书阴郁、残酷、荒诞，但这次我写的细腻到有些啰嗦，全都是写给美的。”阎连科说。

“80后作家的书我也会看”

写博客、开微博、上浏览，阎连科的生活充满着“新奇”，阅读也是如此，他自己也会去看80后和90后作家的作品，甚至有时还会研究，为什么现在的读者更喜欢看某某类型的书籍，自己也会找过来几本看看。“现在80后作家的书我会去看，比如张悦然、韩寒、郭敬明等等，但我不会说专门看哪一个作家，而是都会有所涉猎。有时自己也会去看一看老一些的书，就像文言文，可以说我的阅读是看两头，横向和纵向都有。”当80后作家刚登上文坛时，很多人都在说，80后作家作品中的弊病，就连今天，80后作家早已占据了畅销书榜的半壁江山时，也还是有不满之词的存在，阎连科却认为：“我们不要轻易地去否定下一代的作家，如果想到我们年轻时，上一代的作家也是在说我们如何如何，但终究他们都被我们取代了，早晚有一天，我们也会被年轻的作家取代。

不奢望自己有多少读者

说到收入，阎连科在曾经的采访中谈及过，自己也曾为了增加收入而去做电视剧编剧，就像现在很多的作家。他说：“我在五六年前写过电视剧本，也是为了弥补生活的开支，后来就不做了，因为长期写电视剧本会降低对小说语言的敏感度，而小说语言对一个作家来说，如果失去它，就如同失去了全部。就连当年我写电视剧的时候，也是写很长一段时间的长篇小说，再写电视剧。 ”

除了对排行榜上的位置不那么看重外，阎连科对读者也有自己的理解。“我从不奢望自己有多少读者，能卖多少书，现在市面上畅销的书我也看过，这些作家写作的方式我也都了解，我很尊重他们，但如果让我写我是不会那么去做的。我一直都认为命运决定小说，我就是农民家庭出生的孩子，所以我会这样写作，有时候我就会想父母把我带到世界上来，就决定了我对社会思考的角度。每个时代都会留下自己的文学特色，就像我自己年轻时喜欢阅读鲁迅的作品，但我不会让现在的孩子跟我那时一样，他们会有他们喜欢读的书。”

我的写作就是要摆脱

无论是阎连科自己，还是阎连科的小说，从出现的那天起，就被扣上了各种“帽子”，比如阎连科自己被称作是“中国魔幻现实主义大师”，他的作品《受活》更是被誉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可这些光环的存在，却没有给阎连科带来任何的喜悦，这些恰恰成为了他想摆脱的。

“有些媒体、宣传、评论家，把我的作品《受活》比作中国的《百年孤独》，我并不赞同，人们现在总是愿意给一本自己无法把握的书加上另一本书名来定义它，这就有些不妥。《受活》是不能跟《百年孤独》相提并论的，这是从《百年孤独》在文学上的历史地位来说，就内容来说，这两本书也完全不同。在我的写作中我一直都试图摆脱现有的概念定义，比如后现代、黑色幽默、意识流等等这些，中国的文学应该加入中国的现实、中国的思维，不应该受到文学固有的元素和称呼现实，实现自己独立对文学的认识。这一点也一直是我所努力的，就像我希望哪一天大家看完我的作品，没有办法用现有的任何一个词来讲我。”正如阎连科自己所说，这几年来他也在不断地尝试，不断地研究新的写作方向，在作家的这条路上，可以说他走得并不容易，而其中很多的“坎坷”或许都来自于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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